“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初三和高三)有两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把基础教育阶段缩短两年，16岁就能上大学。”

　　1月9日，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再谈人口问题，在他参与撰写的《教育和人口报告 学前和基础教育篇》发布会上，他说：“听起来离经叛道，其实我上小学的阶段，小学就是5年。我虽然是15岁通过少年班进大学(编者注：复旦大学少年班)，但是当时大学寝室的同学，也只有16、17岁，因为他们小学或中学也只有5年。”

　　这份人口报告由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发布，由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及白学松等专家共同完成。育娲人口研究智库是一家专门研究人口和相关公共政策的公益性机构，由梁建章、任泽平牵头组建。

　　该报告指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几乎是世界最低，未来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导致低生育率的最重要原因，是孩子教育的负担过重。中国的升学和考试压力造成了教育过度内卷，家长不得不投入很多时间和金钱在孩子的教育上。中国独特的考试和升学制度加剧了教育的竞争和压力，并导致形成几乎世界最高的教育成本。

　　因此，梁建章等人给出的政策建议是：

　　1、由政府直接投入或鼓励社会资本建设大量托儿所;

　　2、取消中考，避免过早的教育分层;

　　3、缩短中小学教育学制2年，提升教育的整体效率;

　　4、放开土地供应和户籍限制。

　　幼儿园饱和，托儿所奇缺

　　《教育和人口报告 学前和基础教育篇》报告指出，“幼托服务体系结构失衡”是中国学前教育阶段面临的主要困境。0-3岁幼儿托育服务存在严重供给缺口的同时，随着未来出生人口下降，针对3-5岁儿童提供的幼儿园服务可能从“高覆盖率”演变到“供给过量”的尴尬局面。

　　数据显示，中国三岁以下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有较强烈托育服务需求，而目前实际入托比仅约5.5%，距离OECD国家35%的平均入托率差距明显。另一方面，2021年全国幼儿园共29.48万所，在园幼儿超4800万。随着中国出生人口在2-3年内跌破1000万，普惠性幼儿园“过剩”现象已成定局。

　　图表来源：育娲人口研究。下同

　　报告分析，财政投入不足是造成低入托率的主要原因。中国在0-2岁托儿服务投入远低于国际水平，约为欧洲国家的一半。据2020年数据，中国投入幼儿教育经费主要用于3-5岁幼儿支出，0-2岁幼儿教育领域的投入亟待提高。

　　教育负重已经成为压制生育率的大山

　　中国学生是世界公认的最会考试的学生。上述报告指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8年在79个国家和地区测试的结果显示，中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取得全部3项科目(阅读、数学、科学)第一名的成绩。

　　然而，中国家庭为此在金钱和时间的投入太重。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估算，中国家庭6-14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超21万元，占孩子18岁前总养育成本的44.65%，也就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可能是家庭经济负担最重的一个时期。

　　“中考分流制度”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主要困境。为了能够挤入录取率只有60%的普通高中，学生与家长均在付出高昂的金钱与时间成本。过去8年，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平均时长增加了近3小时。在京沪江浙等地，15岁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57小时，每天连续学习超8小时的负重感完全不输上班族。

　　家长的陪跑时间也越来越长，让打工人们不堪重负。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后发现，从2010年到2018年的这近十年时间里，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3.67个小时，增加到了5.88个小时;初中生家长则是从每周1.56个小时翻倍到3.03个小时。

　　报告指出，“学习时长”与“生育率”二者基本呈负相关。每周学习时间越长，社会生育率水平越低，由此可见，教育负重已经成为压制生育率的大山。

　　全社会理性，却造成高考的“囚徒困境”

　　近年来，教育部发文明确要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把职业教育又一次提到了中国教育体系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这意味着中考就要进行“普职分流”，而且是按照1：1的比例，那么会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被分流，基本上与高中无缘。

　　这让原本就压力很大的家长，多了另一层的焦虑，就是如果自己的孩子考不上普通高中的话，很可能就要去职业高中，与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也渐行渐远。

　　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3.8%，刚刚进入普及化阶段。而且这一数字明显低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

　　中国学生还面临着独特的考试制度，承受着巨大的考试压力。中国国内的高考，只看总分作为统一录取标准，这种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唯一的。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高考制度往往具有更多的灵活度，不同大学不同专业会有更灵活和广泛的录取要求。

　　考试制度的不同，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高中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方面的差异。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实在太苦太漫长，需要将大量时间耗费于反复刷题，以求在高考中多获取一两分。

　　根据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在2008年的一项调查，78.3%的中国高中生平时(不包括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超过8小时，56.7%每天在家学习时间超过2小时，26.0%每天接受课外辅导或家教的学习时间超过2小时。以上数据均明显超过其它国家的高中生。

　　除了学生之外，学生家长也付出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汇丰银行在2017年的全球教育报告显示，全球父母平均在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本科阶段)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花费达到44221美元，中国大陆父母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位列世界第五;如果父母希望孩子们完成研究生学业或者出国留学，则花费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均收入不到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经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水平。

　　还有很多学生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情愿浪费一年时间复读，甚至有些还被拿出来当作励志典范。但复读并非学习新的知识，完全是为了应试刷题，这是对个人生命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有了高考，大学就会理性地按照高考分数来掐尖，再往后，企业也会理性地用大学招牌(实质还是比较高考成绩)来鉴别学生。于是，学生家长也就理性地把考试作为学习的最重要目的，据此进行教育领域内的军备竞赛。从局部来看，每个学生家长、大学和企业都是理性的，但是在整个社会层面，却造成了严重的内卷和浪费，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如果不改高考制度，只靠行政命令来禁止补课，其实是在跟各方的理性选择作对，其代价和难度都会变得非常巨大。

　　建议：取消中考、缩短中小学学制

　　梁建章表示，1980年代以前，中国很多小学都是五年制，而现在的小学生，学习时间增加了很多，实际上完全可以缩短一年时间。而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有2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取消了中考，可以缩短一年时间。这就可以把基础教育阶段提速2年，16岁就能上大学。

　　“高中教育没学什么，就是为了高考。把高考前的时间缩短，去读大学，对未来的人生是有帮助的。”梁建章说，必须缩短学制和取消中考，毕竟在拥有互联网之后，学生不必死记硬背很多知识点，缩短学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则可以省下很多原本纯粹因为复习迎考而虚耗的时间。

　　他认为，普及十年的基础教育，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提早两年走上工作岗位。一部分人可以在22岁获得硕士学位，提早2—3年走上专业类岗位。这既可以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又可以让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有更多时间成家立业，从而提升生育率。

　　对于中考制度，上述报告给出的建议是“取消”。

　　中考的评价过早，容易让那些起步晚的孩子遭遇错误的评判。每个孩子的成熟期不一样，有些孩子在小时候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把兴趣和经历放在学习上，但是不代表以后不会。还有弱势群体的孩子更容易输在起跑线上，因为富裕家庭会把更多的资源来刷题或者提前学习。或许弱势群体的孩子天分和后劲并不差，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起跑慢了，被过早的分流了。

　　报告指出，自然状态下，中国应该有80%的人能够有资格进入大学，而不是现在的50%。

　　需要和取消中考相配套的，是高中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跟初中和小学资源的均等化一样，可以通过就近抽签入学、教师轮换等方法做到。

　　此外，报告指出，中国的入托率不到5%，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如果找不到托儿所，养育幼儿的负担将主要落到年轻父母的身上，或者牵连其上一辈老人无奈地参与其中，又或是被迫承受愈加高昂的保姆费用。

　　报告建议大量建设托儿所，而且由政府承担大部分的营运费用，把0-3岁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而要想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消除教育不平等应当是重要举措之一。

　　中国的教育不平等主要是城乡差距。乡村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源流失和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特有城市户籍制度和高房价的问题造成的，对此，应该放开土地供应和户籍限制，让更多的人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成家立业。

　　不设任何户籍限制，让所有孩子都可以随父母的工作地点就近入学，这有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

　　梁建章表示，此份报告提出的建议，社会大众固然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但是长期来说，教育改革需要走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