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举行“新正茶宴”凡四十余次，弘历君臣联句赋诗，并以“三清茶”取代酒馔，地点大多选在重华宫。“新正茶宴”是满汉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联句诗被收入《御制诗集》，体现了乾隆帝作为汉语诗人的自信，也是其文化领袖地位得以确立的标志。

　　清代“赐廷臣宴”的缘起

　　清帝于新年正月设宴与廷臣联句赋诗，圣祖玄烨开其先河。《康熙起居注》记此事甚详：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年) 正月十四日(壬戌)午时，玄烨在保和殿宴请“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及满汉大学士、三旗都统、尚书、副都统、侍郎、学士、侍卫等”。申时，玄烨又在乾清宫“赐廷臣宴”，参加者为“内阁大学士、学士、各部、院寺堂官，翰林院学士、讲读学士、侍读、侍讲及日讲官、编修、检讨，詹事府，坊、局等官，科、道掌印官九十三员”。圣祖“俯同群臣”用柏梁体赋诗，乃此次宴会的创新之举。传谕称“向来内殿筵宴，诸臣未与”，可知“赐廷臣宴”为康熙帝首创。玄烨“特敕诸臣笑语无禁”，诸臣“畅饮极欢”，至“有沾醉者，(玄烨)令内官扶掖而出”。

　　之后，此举为雍正帝所承袭。《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四年：“(正月)初二日乙未。召内大臣、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八旗都统、副都统、内阁学士、内廷翰林等，赐宴于乾清宫。”

　　入夜二鼓后，康熙帝命与会者“仿柏梁体赋诗进览”，大学士李霨引汉武故事，“恭请皇上御制首句”。由此可知“赐廷臣宴”中“仿柏梁体赋诗”，是康熙帝突发奇想; “君臣联句”，是廷臣随后的请示。康熙帝本人，当日并未率先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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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侍卫捧《御制诗序》出”。据《起居注》下文，侍卫一并向群臣出示的，应该还有康熙帝所制联句诗首句。该《序》文称：“朕发端首倡，效柏梁体，班联递赓，用昭升平盛事。”云云。其时群臣集于太和殿，“以次各赋诗九十三韵”。《国朝宫史续编》“茶宴联句”条“臣等谨按”又云: “康熙二十 一年正月十四日，圣祖仁皇帝御乾清宫，开升平佳?俯同群臣赋诗，用柏梁体，是为我朝君臣联句数典。”

　　《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四年( 1726)正月乙未赐宴群臣，与《乾隆帝起居注》“臣谨曰”所谓“清宁嘉宴”，实为同一件事。“清宁嘉宴”仿照“升平”而以“清宁”命名，意在彰显康雍相继的太平景象。“赋柏梁体诗”，又是遵循前朝“君臣联句数典”，办成了一次诗会。不过，诗会的细节包括胤禛与诸臣的诗句，《起居注》和《实录》均未记载，参加人数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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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雍正四年( 1726) 新正诗会对照的是同年九月的重阳诗会。据《雍正朝起居注册》: 当年九月初九日戊戌午时，胤禛在乾清宫西暖阁，召“皇子、诸王、大学士、九卿、各衙门堂官、翰林、科、道等官及武大臣之能诗者共九十四人”，赋柏梁体诗，钦定八庚韵，“分给诸臣各一字”。内侍传谕: “诸臣毋得过拘礼节，能饮者不必限以三爵。”可证是传统酒宴而非茶宴。

　　乾清宫

　　此次设宴选在乾清宫，与康熙二十一年( 1682)正月赐宴相同。但与“升平佳宴”相比，参加者却有所变化，增加了皇子、诸王及“武大臣之能诗者”。皇四子弘历，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并在长诗中赋和，对君臣联句的情景、气氛，有了切身的体验。 席间内侍传谕，显示雍正帝此番举宴的动机，在于“昭君臣一体之谊”。此前的“升平佳宴”、“清宁嘉宴”，可信都有同样的目的。胤禛与群臣所作诗句，《世宗宪皇帝实录》有完整记录。联句诗由御制句倡始，臣工九十四人依次赓咏，一人一句，共九十五句，每句七言，皆押钦定下平八庚韵，且每人预定一字。